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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诉法修改后的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 作者:715518013@qq.com 更新时间:2012-5-28 15:08:13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
    [导读]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是否出庭,出庭之后能否如实回答相关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保护制度作出较大的修改,目的是化解证人出庭难,查明案件事实,惩治犯罪。本文在分析本次对证人保护制度修改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一些建议,以期能使证人保护落实到实处。

    浅析证人保护制度——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政治处   王多(联系电话18007003759)

     

    摘要: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是否出庭,出庭之后能否如实回答相关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保护制度作出较大的修改,目的是化解证人出庭难,查明案件事实,惩治犯罪。本文在分析本次对证人保护制度修改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一些建议,以期能使证人保护落实到实处。

    关键字:证人出庭  保护主体  保护措施  责任追究

     

    案例:2007年6月7日,《法制报道》报道了证人肖景明(化名)未躲避报复而举家逃亡的事件。“2006年8月份的一天,肖景明的三个老乡将赵某某殴打致死,肖景明和妻子目睹了整个凶杀过程。在办案警察承诺保密的情况下,肖景明夫妻二人指证了多名犯罪嫌疑人。后其中一名叫钱某的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他立即去责问肖景明,并告知是办案警察在审讯时亲口告诉他是肖景明指证的。为此,钱某讹走肖景明音响一部,接着时常有人过来滋事。肖景明只得放弃生意,全家连夜逃亡江城。后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证人肖景明和妻子的姓名及证词赫然纸上。由此,肖景明的老乡都知道是他‘出卖’了老乡。老乡们鄙夷的目光和扬言报复的传言使得肖景明有家不能回,连有熟人的地方都无法立足。肖景明一家几经逃亡,在积蓄花尽而又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向宁波警方求援,但却没能得到任何帮助。”

    上述案例反映出了证人保护的必要性及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实施的困境,而在刑诉法修改后的今天,实践中证人保护的难题得到一定解决。

    一、证人保护制度概述

    证人保护制度是指对有关诉讼中的证人作证及作证方式、证人权利的保护和对作证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等一系列法律规定和司法活动的总称,是防止证人受到侵害而给予证人的特殊保护。[1] “我国曾有学者对证人拒证心理进行分析,认为证人因怕受到威胁和人身报复,为安全考虑而不愿出庭作证的占到78.3%。”[2]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庭审前和庭审后都容易受到被告人、相关人员的威胁、警告、打击和报复;第二,我国审判方式仍然是以书面形式审理,而不是口头审理为主;第三,公检法机关认为证人出庭比较麻烦,担心证人翻供,影响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第四,证人自身的经济原因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证人不出庭作证导致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无法质证,不能保障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宪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活动,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二、保护的主体

    证人保护的主体分为一般主体和特别主体。一般主体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但是对于三个机关如何分工,以及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对证人保护承担何种责任并未明确规定,容易造成推诿,证人保护落实不到实处。因此,有专家学者建议我国应当建立证人的专门保护机构,可以防止部门之间的推诿,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力度。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在我国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并不切实际,因为我国证人保护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很多措施都是“粗放式”的,与国外发达的证人保护制度相比较处于低水平。而专门保护机构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可以通过在三机关内部分工来明确。对于法院和检察院而言,可以尝试由法警大队来负责证人保护,在法警大队下设一个证人保护小组,而证人保护的资格审查则由检察院的自侦部门负责,因为侦查部门对案情了解的最为透彻,是否有必要进行保护,实行何种保护程度,由侦查部门讨论决定,出具证人保护的计划书,交给法警大队的证人保护小组执行。如此,不仅可以减少侦查部门的工作量(不用执行证人保护的措施),而且可以做到权责分明,加强保护力度。而公安机关则由刑侦大队下设证人保护小组来进行保护申请的审查、实施。

    特别主体是指具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刑诉法第37条的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为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自然就有对所搜集到得信息进行保密的义务,这样更有益于对证人的保护。

    三、保护的对象

    1、保护的对象。新修改的刑诉法规定证人保护的对象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家属”;保护的对象范围比较狭窄,对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生命安全的暴力犯罪及其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的证人并未给予规定。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出庭作证的证人都需要保护,但是对于上述极具人身危险性的案件的相关证人,应当纳入作为保护的对象。对于有足够证据证明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命处于现实的危险之中的,也应当进行保护。同时,对于和证人等有利害关系的人,例如证人的未婚夫妻等在遭受现实危险时都应当纳入保护的对象,以免其产生拒证的心理。我国一些实践部门已经对证人保护制度的对象作出了规定,如《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试行)》中对所需保护的证人的范围做出规定:1、在本院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员;2、在本院办理自侦案件过程将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员;3、在本院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已经提供了证据的人员;4、与1至3项所述证人有近亲属关系而需要提供保护的人员;5、基于其他必要理由而需要提供保护的人员。[3]

    2、保护的内容。证人保护的范围不仅限于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生命健康安全,还应当包括其可能受到的财产权、名誉权的损害。这体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第63条第2款规定“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3、特殊的保护对象。保护的对象中,有两种特殊的类型,就是国外所谓的“污点证人”和“秘密证人”。污点证人一般是指于有组织的犯罪中,犯罪人员转作为证人的情况;秘密证人就是为秘密提供犯罪情报或者实施侦查行为之人,具体分为四种:秘密检举人、线人、卧底者以及卧底警察。[4]证人和秘密证人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基于其特殊性,必须在审判时对秘密证人的身份予以保密;而一般证人只有在符合我国新刑诉法第63条的规定时,才采取对证人的身份、信息保密的措施。

    四、保护的程序

    保护程序的启动分为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程序的启动。我国《刑法》第307条和第308条规定了妨害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

    我国一直以来强调事后惩罚,忽略事前保护,此次刑诉法修改,着重对证人的事前保护作出相关规定,是一大进步,具有现实必要性。因为事后保护仅在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打击报复之后才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惩罚,而这种事后惩罚很难恢复证人已经遭受的伤害,尤其是精神侵害;同时,迫于相关人员的威胁、强迫等,而不得已做假证的情况,事前预防性保护更为有效,能保证证人出庭作证的最终目的: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

    证人保护程序的启动,可以采取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方式。证人可以自行申请寻求保护,也可以由相关负责的部门,根据案件的情况及证人可能受到威胁、迫害等报复的可能性的大小进行衡量,从而决定是否对证人进行保护。证人申请保护后,未得到批准,可以寻求复议。

    五、保护的措施

    德国的保护措施分为三层级,决定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取决于外在危险的大小,但有可能随着程序的进行,证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危险,提高证人保护的层级。[5]根据我国刑诉法第62条规定,可以采取的保护措施有以下几项“(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我国的上述规定比较笼统,并未按照证人可能陷入的危险程度的大小、是遭受财产伤害、精神损害还是名誉侵害等进行细致分类,以致实践中,对于证人的保护并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对于证人的保护措施应当分为一般保护措施和特别保护措施,一般保护措施是针对有需要进行保护的证人所普遍采取的保护手段,而特别保护措施只有在证人受到的现实危险达到一定程度,比较紧迫时方采取的手段。

    (一)一般保护措施

    1、证人信息的保密。新修改的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对于证人信息的保护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向官方机构和人员报告犯罪情况的证人有权利只告诉其工作单位。”对证人信息的保护,公检法三机关要根据自身不同的职责进行相应的保护。如侦查机关进行侦查的过程中,禁止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透露证人的姓名、职业等个人信息,禁止在向媒体披露案件时泄露具有证人显著特征的信息;而审判机关在判决书中对于证人的姓名须隐去或者用化名。

    2、隐瞒证人的身份,即隐蔽作证。新修改的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关于隐蔽作证,我们国家规定的相对较少。英国《1999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则规定了八种证人隐蔽作证的方式:向被告人遮蔽证人、通过现场连线作证、秘密作证、法官去除假发和长袍、以庭前证人谈话的录像记录作为证据、以证人在接受交叉询问和再询问时的录像记录作为证据、通过中介询问证人和提供必要的手段协助与证人交流。[6]运用科技手段,使得证人隐蔽作证,即录音录像等手段。例如,德国的视讯传达手段,《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e新增了通过隔离询问、同步录影播放询问过程的方式对证人进行询问。如果证人在检察官、被告或辩护人面前接受询问,对证人存在重大不利的紧迫危险,且无其他方法可以使用时,法官对此证人的询问,应在另一房间隔离进行。

    3、新修改的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一般保护措施还包括对有可能使证人、鉴定人等陷入现实危险的相关人员进行警告、谈话,必要时候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从而双向的防止证人受到侵害。

    4、通知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有关犯罪的调查及起诉情况,确保其能及时、准确的获知法院作出的可能影响其利益的有关裁判。我国对此未加以规定,但是该项规定及其重要,因为只有证人等对于相关案件有及时准确的了解,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5、对于出庭的证人,提供单独的证人等候室,或者其他类似的待审时的安全场所。该项制度有利于在庭审前保护证人的信息安全和人身安全,因此我国应当予以规定。

    6、无偿诉讼制度。就是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如果因为作证导致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免收诉讼费,法律援助中心或者相关律所应当提供免费的律师服务,保障证人作证之后无后顾之忧。该项制度的缺失是本次刑诉法证人保护制度修改的一大遗憾,只有切实建立证人受损之后的无偿诉讼制度,才能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如实作证。

    (二)特别保护措施

    1、我国新修改的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受报复、打击可能性较大,或者对庭审有关键性作用,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可采取包括提供保密的居所的方式。由警车接送出庭,全天候的保护。

    2、德国刑事诉讼法保护证人还实行审判不公开的方法,其《法院组织法》第172条规定:在公开审理可能损害证人的私生活、商业秘密或者税务秘密的情况下,审理可以不公开。[7]我国未予以规定,可以借鉴该项措施。尤其是对一些可能造成精神损害,二次伤害,如强奸案件的,应当不公开审理。

    3、安装防范报警装置,红外线,摄像头等,提供部分防御工具。该种情况主要是针对证人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该种保护措施持续时间较长,但是相应的防御工具必须在保护期限结束之后返还保护机关。

    4、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3条:如须到场的证人或者鉴定人,在审判中因长期或者不定期的疾病、残废、或因其他不能排除的障碍,不能到场接受询问的,法院可命受托法官或调查法官代为讯问。

    我国除了对第一项特别保护措施有规定,其他都未予规定,因此,为了健全我国保护措施,应当将上述未予规定的一般保护措施和特别保护措施归类到新修改的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国外很多国家实行姓名更改制度、整容制度、居住变迁制度等,这些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只有随着以后的司法实践发展,再予以考量。

    六、未尽保护义务的司法机关责任追究

    我国刑诉法只是规定司法机关应当进行证人保护,但是对于未尽保护职责的机关相应的责任追究并未明确规定。

    1、“保护机关未尽保护职责,造成证人及其重要厉害关系人人身、名誉、财产遭受到不应有侵害的,应当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保护义务机关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8]我国现行法律未规定未尽保护义务的机关的责任,应当明确保护机关该种职责是属于玩忽职守还是渎职或者符合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从而按照相应的责任进行追究,从而加强司法机关对于证人作证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

    2、对于出庭作证,尤其是被告方的证人,提出对其有利的证言,往往在庭审之后会受到侦查机关以“伪证罪”名义的任意追诉。这种侵害比来自被告方的侵害更容易打击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因此,要制定相应的程序,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职权。

    3、司法机关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让证人出庭作证,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比较麻烦,尤其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翻供。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条规定容易造成证人出不出庭主要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局面,因此,必须在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防止法院等司法机关基于“怕麻烦”的心理而一般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甚至阻碍证人作证。如果有上述情况,应当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



    [1]陈召净、杨冰,《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人保护制度》,《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教学与研究(综合版)》,2010年6月,第3期

    [2]赵辉,《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亟需完善》[EB/OL],民商法网

    [3]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试行)》,载《方圆法治》,2005年第2期

    [4]刘莹,《论对抗有组织犯罪之秘密证人保护——以德国法未视角》,《求索》,2011年第4期

    [5]彭国雄,《辩护人之法庭活动——建立侦查活动》,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

    [6]参见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175页

    [7]王永杰,《两大法系证人保护制度的比较与借鉴》,《犯罪研究》,2011年第2期

    [8]毛润泽,《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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